我的“九所”记忆
口述：原221职工医院 张国英
整理：核二代 徐星
现在社会公众一提起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历史，往往都是讲述青海221基地的比较多。其实，要讲到我国核武事业发展的完整历程，必然从青海221基地往前追溯到二机部九局、九所的历史，向后延伸到四川902、903、绵阳九院的发展。
1958年2月，二机部正式成立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力举李觉当九局局长，又找来吴际霖和郭英会当副局长，领导班子搭好了，开始紧锣密鼓地搭建九局办事机构和人员调动安排等筹备工作。
1958年10月10日，九局又更名为北京第九研究所。尽管后来整个核武研制的主要机构，扩展到青海221、四川902、四川903，名称也几经易名为北京第九研究所、第九研究设计院、解放军第九研究院、核工业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但在北京的办事机构一直被大家俗称“九所”。
1958年九局成立初期，九局一方面着手在北京选址确定办公条件，另一方面通过中组部，从中央各部委调配管理干部和技术力量。
1958年下半年，当时我还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秘书处工作，领导交给一项工作，就是整理全总各部门职工的花名册和人员简历表，文字材料分批打印后上报中央组织部。
因统计人员数量较多，那段时间延续了二个多月，一批一批整理统计打印（当时也不知道这项工作是干什么用，事后才知道是中央组织部政审抽调干部）。由于领导要求上报的名单比较急，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加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
那时我家孩子多，老四才1岁多，尽管全总办公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对面，我家住和平门全总宿舍，路不算远，但孩子照看不过来，只好送幼儿园全托或放在人家看管。
那个年代，家庭一直是服从工作，根本不能向组织讲困难，自己家有难处个人也不会讲出来，大家都在比着大干社会主义。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秘书处同事合影
二排左一为张国英
1958年11月18日，中央组织部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各部门抽调第一批管理干部和行政管理人员到九局工作。
当时来二机部报到的是由徐步宽带队，有葛润琪（徐步宽爱人）、老徐（徐彬）和我、张绳武和李淑敏、戚道镇和张桂英、罗中魁和张伟、安邦龙和肖玉新、张东峰和王淑均、刘红军和张彩茹、刘肇庆和穆裕华、宋绍俊、苏玥端、路武奎、刘曾、程相武、孙正光、张凤阳、韩京友等四百多人。
从全总调配来九局工作的基本上是夫妇双职工，男同志调往青海221基地工作，女同志留在北京工作。
到九局报到后，主管人事安排的郭英会副局长找到老徐谈话，派老徐带队到西南大区抽调技术干部。从1958年11月开始到西南大区重点放在重庆选调一批包括何文召等技术骨干来九局工作，到1959年5月这次调配干部任务基本完成。
当时九局办公地点就设在三里河二机部大楼。来九局后，我被分配到行政科工作，行政科科长是孙正光，科里还有葛润琪、张桂英、王淑均、肖玉新、穆裕华。
三里河二机部办公楼
在九局筹备初期，行政科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局里人员调配工作，做好从全国各地调入九局的业务干部、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到北京后的接待安置工作。人员来京的数量比较集中在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大部分人员是从东北调来的技工。
当时，由于来京人员数量多且时间比较集中，接待工作确实遇到了很大难度，二机部南礼士路100号招待所已经满负荷安排了。
在九局领导的协调下，紧急与马神庙的全国总工会干校招待所、木樨地的公安学院（现在的中国公安大学）招待所联系，最后选定了这三个接待点，确保九局筹备时期数千人的接待安置工作顺利完成。
当时行政科总共才7人，领导可能考虑到我曾经有过1947年随老徐从军南下，先后在军区烟厂仓库保管岗位和银行出纳岗位的工作经历，安排我负责九局办公用品和接待物资的管理，安排我的同事张桂英负责财务工作，其他人员负责调入来京人员的接待工作。
整个接待过程从接站、签到、住宿、日常生活、送往，这些工作比较锁碎繁重，行政科人员又少，工作明显比较紧张，大家都在默默地加班加点工作。
特别是冬天来京人数增多，招待所的被褥就紧张，科里的女同志一起分工合作买布买棉花，利用业余时间埋头缝制一批被褥，确保来京人员住宿休息好。
外地人员来京后，我们需要把人员报到的情况分类统计，包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个人简历等信息内容都要打印成文字表格，报送九局政工部门和局办公室，进行安排工作谈话。
每天工作排的很紧，科里的女同志基本上像我一样，家里的孩子多顾不上照顾。但同志们相处很融恰，彼此很亲近，谁家有事或遇到困难，大家都会出手相助。
记得有段时间科里一位男同志长期出差，家里小孩发烧，他妻子一人在家不知所措，科里的几位女同志一起到他家，抱起孩子就往北京儿童医院跑，这个年代同事间的兄弟姐妹友情是很浓的。
在工作中，九局各科室同志们也是相互帮助支持，记得那时我们与九局办公室谷才伟、郝永忠、刘均玲、陈志彬、周淑珍等同志联系较多，同志们配合工作很好，每天能及时把来京人员情况报给局领导。
到了1960年，京外来人接待安置工作高峰已过，这时花园路3号院九所办公区基本建成。九局在三里河二机部大楼里的各科室，陆续搬到花园路3号院集中办公。
我们行政科扩大发展为行政处，工作范围也扩大了，包括花园路3号院办公区，和塔院1号院住宅区的后勤服务和生活保障工作，当时还包括一个独立在北太平庄，有色冶金院3号楼的管理工作。下设行政科、房产科、财务科，管辖医务室、电话室、招待所、幼儿园、九一小学、公务班、锅炉房、食堂、理发室、洗澡堂等。
有色冶金院北太平庄3号楼
原来行政科人员也重新调配，行政处处长是许增海，总支书记是王桂闲。先后新调来的管理人员有刘国任、冯起山、任福岭、孙丽芬、郝奎、丁宋祥、张伟、于风姣等。医务室有杨彬、李慧、张文杰、张丽香、张兰英、王凤兰、路莲芳，这时我在行政处具体负责办公用品、器材库管理工作。
得60年代初期，花园路3号院周围环境还是挺荒凉的，马路对面只有535印刷厂和总参测绘局。院里有刚刚建好的北红楼、南红楼、灰楼、模型仓库、锅炉房烟筒。
模型仓库，当时是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用的。但后来苏联单方毁约，不送原子弹模型了，这个仓库只好改为它用。
据说当时为什么在花园路3号院内正对西大门盖这个烟筒，也是出于障眼法，隐蔽成是一个工厂的假相。
1964年，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成立，同期撤销九局、九所，核武研制生产人员基本上都派到青海221基地。到1969年，理论部的科研人员迁往四川902或河南上蔡五七干校。
从此，花园路3号院实际上只是九院驻京留守办事机构，但对外仍习惯称此院为九所，保留下来的仅是部分政工人员和行政人员，承担着花园路3号院办公区行政管理职能和塔院1号院生活区的后勤服务工作。
这个时候行政处建制还是比较整齐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司机班车辆和司机师傅变动很小，司机班里有三个姓王的，按着年龄大小，大家管王建华叫“大王”，好像他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八路，在司机班威望最高。
大家管王新胜叫“二王”，他性格比较刚直但人很朴实。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小礼堂，二机部造反派批斗刘杰的现场，他看不过去，趁批斗会混乱时一把搂过来刘部长，并迅速背出会场开车送回家。
王长智年龄最小，大家管他叫“三王”。
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河南五七干校人员撤回北京，同时已搬到四川902的九所，因条件有限无法工作，也陆续将业务骨干人员临时派驻北京开展工作。
这时，花园路3号院里存在两个“九所”状态。为了便于区别管理，把原来留守在北京办事机构（主要是行政后勤管理部分）称为02九所；把四川902回迁的九所（主要是理论部技术人员部分）称为北京九所。02九所职能没有太大变化。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九院处于布局调整时期，时任九院书记李英杰来北京出差，顺便找到老徐针对02九所建制是否保留问题征求意见。
老徐表示赞同保留02九所机构，一是便于221、902、903三地来京办事有落脚之地；二是便于221、902、903落实离退休人员政策安置回京。当时，九院还是决定在京保留02九所，并定位其为三地服务的功能。
到了上世际九十年代初期，北京九所需解决北京户口问题。九院根据业务发展，为了统一管理，02九所职能并入北京九所。
现在，青海221基地已撤厂销号，902、903已合并为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绵阳科学城步入辉煌时代。花园路3号院街牌已改为花园路6号，塔院1号院街牌已改为花园路1号，周围的老百姓还是习惯把这地儿俗称“九所”。
对于外界而言，自从1958年以来笼罩着这地儿的神秘感仍然没有挥去，只有九所人知道这地儿是核武研制基地的大后方。
这里儿的很多人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也没亲眼看到蘑菇云。但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一直默默地完成核武事业赋予的历史使命。
注：因时间久远，张国英老人已90岁，文中人名可能有误，请谅解！
